古人的“医保”

  又到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医保于民，息息相关，重若千钧。

  回看历史，古人心底亦期盼病有所医。古代虽没有“医保”概念，更没有统一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形成了多种医疗救助渠道：朝廷医事机构优先服务王室官吏，慈善病坊收容贫病百姓，官营药局平价供应药材，宗族义庄、行会与寺院也常有帮扶之举。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管医政，实行年终考核，诊疗十全为上等，十失其四为下等。这套医事体系，资源优先供给王室贵族。秦汉设太医令、太医丞，隋唐置太医署，宋代设太医局。自秦汉至明清，官方医疗资源分配，多以身份等级为先。这可以看作古代版本的公费医疗。

  底层贫病无依之人，依靠什么获得救治？

  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与竟陵王萧子良设立六疾馆，收容贫病百姓；梁武帝在京师创设孤独园，抚恤孤老贫民。北魏孝文帝下诏，把孤苦无依、身患痼疾、无力求医的人安置于别坊，配备医师、供给药饵。唐代佛寺兴办悲田养病坊，唐武宗灭佛之后，官府接管、划拨田产维持其运转。

  宋代的社会救助体系最为完备。安济坊收治贫病民众，按病情轻重分室安置，防止疫病传染；福田院收容贫老病患；漏泽园安葬无力置办丧葬的逝者。

  元祐四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次年杭州旱疫并作，他带头捐出私资，并筹措官款，创设安乐坊，分派医师分区接诊救治。这一实践后来被朝廷采纳借鉴，成为安济坊制度推广的先声。

  这类机构虽不叫医院，却承担救治病患的职能；虽不是“医保”，却为底层贫病者留了一条活路。

  药品供给，则有赖官营药局。

  北宋熙宁九年，京城设立熟药所。崇宁年间药局扩增，制药、售药业务分开；政和四年，原修合药所定名医药和剂局，熟药所更名医药惠民局。和剂局负责炮制药材，惠民局平价售药救助病患，药局内配有医官坐诊。每到夏季疫病多发之时，朝廷便令惠民局派遣医官巡行街巷，上门问诊、发放汤药。

  元代推行惠民药局，官府拨给本钱，以经营息钱补贴药资，遴选良医为贫民诊疗。药局没有费用报销机制，但平价供药、临疫施救，对无力购药的百姓而言，已是切实的医疗帮扶。

  官方力量有限，民间力量便予以补充。

  佛道寺院常有施药赠医善举。范仲淹创设范氏义庄，依托宗族公产资助族人丧葬，后世不断增补规约，将医药救助纳入保障范围。明清各地会馆、公所，为本乡同业者搭建互助渠道，同乡同业之人一旦患病、亡故或陷入绝境，予以钱粮接济。这类互助覆盖面有限，却直面同乡同业的燃眉之急。一人有难，同族、同行、同乡相扶相助，可视为古代形态的互助雏形。

  但这张救助之网，终究兜不住所有人。

  医疗资源优先供给皇室与官吏，其次才惠及灾民与赤贫之人。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求医，仍要依靠家庭自持。古代医疗救助并非人人可享的法定权利，更多依托仁政举措、慈善施舍与个人善心。一旦财政拮据、吏治松弛，病坊与药局便容易荒废，徒存其名。

  杜甫在成都时患疟疾，三年不愈，写下“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一个尚有交游、能诗能文的士人，尚且被疾病拖到如此境地；那些无钱无势、无宗族可依的贫病者，境况可想而知。

  从周代医事规制到宋代安济坊，从惠民药局到范氏义庄，古人依托制度安排与乡土温情，织就一张单薄的救助之网。这套体系不完善、覆盖面窄、等级色彩突出。

  如今，群众参保之后可享受费用报销，获得稳定的基本医疗保障。这份现代保障，接续着古人对病有所医的千年期盼，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愿景，固化为普惠可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