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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清晨6点，黔西南州的“加油之城”安龙刚刚苏醒。产科护士长刘书梅结束通宵夜班，轻手轻脚推开家门。暖黄的小夜灯下，是两个女儿相互依偎安睡的画面——姐姐搂着妹妹，妹妹攥着姐姐的衣角，小脸上还挂着风干的泪痕。半块饼干搁在桌边，电视定格在待机画面。
刘书梅蹲下身，把滑落的毯子往上拽了拽，指尖碰到孩子凉凉的小脚丫。她朝手上哈了口气，轻轻握了握，心里酸了一下。她知道，孩子们等了她一整夜。她多想现在就轻轻叫醒她们，让她们一睁眼就看到妈妈，可她舍不得。她只是静静地蹲下，看了她们很久，然后掏出手机，轻轻凑到两个孩子身旁，拍下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镜头里，两个女儿依偎而眠，她的脸贴着她们的发顶。刘书梅把这张“全家福”设成私密相册，没发过朋友圈。这张照片，不敢多看，却又怎么也舍不得删掉。
其实在安龙县人民医院产科，手机相册里藏着的远不止她一个人的酸楚：有人存着孩子裹着妈妈的薄外套在科室睡着的照片，有人拍下家属彻夜等候的背影，有人挂着点滴还在回患者消息。这，不过是全科近50名女性医护人员的日常。她们接得住别人的危难，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小家。而这份亏欠，往往从一场突如其来的抢救开始。
分秒必争：
产房里的生死竞速
深耕产科三十五载，主任邓纯华亲历了科室从十余名医护、十余张简易床位，发展为如今48人、48张病床的成熟团队。年分娩量稳定突破3000例。曾有从乡镇赶来的产妇家属说：“幸好县里就有这样的产科，不然半夜往州里送，路上不知道出什么事。”这句话，邓纯华记了很久——在安龙，这3000个新生儿背后，是3000个不必冒险外出的家庭。这些年，科室还承担着全县十五家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危孕产妇的会诊与转诊，从未拒收过一例。
在一个深秋傍晚，邓纯华刚换下手术服准备交班，值班护士骤然通报：一名35周孕妇突发胎盘早剥，胎心从120次/分暴跌至70次/分。对于产科极高危病症，抢救黄金时间只有十余分钟。
“启动急救预案！手术室、麻醉科、新生儿科，五分钟到位！”邓纯华重新套上手术衣，快步奔向手术室。
无影灯亮起。监护仪上的数字持续走低——70、50、40。宫腔打开的瞬间，大量瘀血喷涌而出。邓纯华凝神托住胎儿，快速清理口鼻、轻弹足底。“哇——”一声清亮啼哭划破紧张，新生儿Apgar评分9分，平安。
但危机并未终止。产妇随即并发宫缩乏力、产后大出血。邓纯华徒手按压子宫，团队紧急用药、配血、输血。整整四十分钟，她的双手始终没有离开产妇腹部。当出血终于止住，她摘下手套——手指僵成了一个无法自然伸开的弧度。
手术室外，家属红着眼眶连连道谢。而医院停车场里，她的丈夫已默默等候六个小时，只发来一条短信：“到了，不急。”这样的夜晚，邓纯华经历过上百次。每一次，都意味着一个安龙县的危重产妇，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救了回来。
这样的临时缺席，在安龙县人民医院产科是家常便饭。有主治医师孩子高烧40度仍坚持缝合完复杂裂伤才匆匆赶回；有助产士三度取消蜜月机票，咬着嘴唇说“退”，因为产房里，一条条鲜活生命等不起。而比“临时缺席”更让人心疼的，是那些已经尽力兑现、却依然错过的承诺。
愧疚与荣光：
“妈妈，我原谅你了”
丈夫意外离世后，刘书梅独自拉扯两个女儿。她很少请假，但那次她提前调好班，答应参加女儿家长会。大女儿高兴地用荧光笔在日历上描了三遍。然而当天下午，刘书梅刚换好便装准备出门，科室电话来了：一名产妇突发重度产后大出血。没有犹豫，她转身跑向病房。统筹抢救、调配血液、全程监护，等产妇转危为安，窗外天已黑透。班主任发来消息：“孩子一个人等到最后，自己回家了。”
深夜推开家门，走进女儿们的房间。枕边放着那张特殊的“全家福”，照片下面压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条，上面是稚嫩的字迹：“妈妈，我原谅你了。”刘书梅把纸条小心收好。后来，大女儿还在作文里写道：“我的妈妈很忙，但她是我最骄傲的妈妈。”刘书梅把作文纸折好放进口袋，第二天照常出现在病房。
同样把牵挂藏在心底的，还有副主任苏红艳。她从内蒙古到贵州扎根安龙，来时女儿刚上幼儿园，如今孩子已念中学，父母也已满头白发。十多个春节，她年年许诺回家，却年年留守。大年三十和同事在办公室吃年夜饭，隔着屏幕给父母拜年。每次挂断电话，她都会在值班室独自静坐良久。“大家都有牵挂，彼此分担才能并肩前行。”她这样说。而她们共同分担的，除了科室的忙碌，还有整个县域母婴安全的底线。这份“分担”，让48名女性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她们最懂彼此的辛酸：懂深夜被急诊叫醒的恍惚，懂三餐放凉的习以为常，懂委屈后擦干眼泪，依然从容走进病房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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