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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8月6日7时20分,徐澍像往常一样已经到达医院,7时30分准时参加医院的早交班,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启。
千禧之年,徐澍研究生毕业进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贵医附院”)病理科工作,到如今担任病理科副主任(主持工作)、病理教研室主任等职,25年的职业生涯,他既是科室发展的亲历者,更是病理学从“传统形态诊断”到“精准分子时代”变革的见证者。
“2000年,初到病理科工作的时候,病理科的核心技术还是组织病理学、细胞病理学,辅助手段只有免疫组织化学、电镜和少数特殊染色等”徐澍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分子病理学的崛起让整个学科发生了质变——我们能从基因层面帮患者找靶向药、评估预后,这在2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
徐澍不仅亲历了病理科从“显微镜下看形态”到“基因层面定方案”的巨变,更成了精准医疗“最后一道防线”坚定的守护者。
病理≠检验
采访中,徐澍一直强调一个核心认知:病理科≠检验科。
“很多人,甚至在一些基层医院都觉得病理就是检验,病理科等同于检验科,这是极大的误解。”他解释道,“病理医生必须是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持有临床医生执照,核心工作是疾病诊断;而检验科医生是理学专业毕业,侧重指标检测。
徐澍表示,外科医生切下肿瘤,判断良恶性、定亚型要靠病理;临床确定手术范围、选靶向药,也得凭病理报告定方向;超声、影像能给建议,但“金标准”一定是病理。尤其对肿瘤患者,病理报告直接决定治疗路径:是先治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治疗。
2000年,初到病理科时,徐澍手里的“武器”只有显微镜、免疫组化和少数特殊染色技术。那时诊断肿瘤靠看细胞形态,分类很粗糙。而现在,分子病理的崛起让学科发生质变——能从基因层面找靶向药、评估预后。
“比如HER-2基因扩增的乳腺癌患者,以前治疗效果差,往往要全乳切除。现在通过分子检测确认后,可先用药缩小肿瘤,再做局部切除,预后更好。我们是贵州省最早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比其他医院早5年。”徐澍说。
精准与速度
如今,贵医附院病理科每年完成16万例组织学和细胞学诊断、2万例分子诊断,开设的分子病理项目种类在全省来讲最全。
“我们有400多种诊断抗体、100多种基因检测试剂,哪怕一年只用一次,也要备着——总不能让患者因为我们缺试剂跑外地吧?”徐澍说,这是省级龙头医院必须承担的责任。
“病理报告晚一天,患者就多一天煎熬。”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的推动下,贵医附院病理科60%的报告能在24小时内出具,远超国家3-5天的标准。按国家要求,小标本报告周期是3天,手术标本是5天,但贵医附院病理科通过引入快速脱水技术、优化流程,大幅压缩了时间。
“比如,中午1时接收标本,技术组完成固定、脱水、片染色,晚上7时就能放到显微镜下。”徐澍说,“诊断医生凌晨开始阅片,第二天上午11时,患者就能在自助打印机上打印报告,外地患者不用再跑第二趟。以前患者做个胃镜,要等3天再来拿报告,现在当天送检、次日出结果,真正让患者少跑路。
妇科宫颈癌筛查更是如此。“以前要等3-5天,现在当天采样、次日中午出报告,患者能立刻决定是手术还是用药,不用在忐忑中煎熬。”徐澍补充道,“速度快了,医保成本也降了,这才是真正的‘便民’。”
这速度背后是贵医附院病理科团队的付出。科室57名医务人员、技术员常加班到深夜制片,诊断医生轮流通宵阅片。
传承与使命
“病理医生的成长比临床医生慢得多。”徐澍坦言,“本科5年临床医学+规培3年+总住院医师1年,再加上进修2-3年,前后至少要11年才能独立诊断。”
而国外的培养更严苛:“理科4年+医科4年+外科规培3年+病理规培3年,一共14年。”他解释,这是因为病理医生要“又宽又深”——“肝胆、肛肠、乳腺、甲状腺等任何肿瘤,哪一种都得懂;选了亚专业后,还要钻得更深。”
让他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学生主动选病理专业。“以前是‘没选上临床才来病理’,现在考研第一志愿报病理的学生越来越多。”但,目前贵州省病理医生才330人,基层医院更缺人,有的县医院甚至没有病例科,这是他心里的牵挂。
谈及AI在病理领域的应用,徐澍态度明确:“AI是能力的延伸,不是替代。”
目前,贵医附院病理科已引入AI模块辅助细胞学诊断。“每天300例细胞学标本,97%是良性,AI能筛出80%,医生只需要看剩下的60例,效率和准确率都提高了。”他强调,AI必须通过国家药监局认证才能用,该院病理科与贵州医科大学计算机团队合作,正在开发肝癌AI诊断模型。
未来,数字化转型、空间组学技术也在规划中。“空间组学能搞清楚肿瘤周围的反应,让治疗更精准。但无论技术怎么变,都要守住‘患者用得起’的初心——比如乳腺癌基因检测,我们把成本从2800元降到1600元,就是要让老百姓受益。”
25年职业生涯,徐澍最大的感悟是三句话:“热爱专业,守得住寂寞,活到老学到老。”
“病理科医生是在显微镜下‘抽丝剥茧’,为精准治疗铺路。”他说,“每当看到患者因为我们的精准诊断获得更好的治疗,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采访结束时,他望着“贵州省病理质控中心”的牌子,眼神坚定:“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专业领域,让基层医院的病理科强起来,真正实现‘大病不出县’,守住精准诊疗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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