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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罗甸县平亭村卫生室的大门并未像往常一样敞开，这种情况在过去38年中并不常见，门口的医生去向牌上工整的字迹写着：外出培训。
此时，何明权坐在罗甸县人民医院组织的培训讲座课堂上，一丝不苟记着笔记。电话又一次震动起来，那头是熟悉的方言：“何医生，你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他耐心解释：“明天培训结束马上就回！”
第二天中午培训刚结束，何明权胡乱扒拉几口饭，便拦了辆出租车回村。愿意来平亭村的出租车不多，这里离县城60多公里，下了高速有一长段狭窄的山路，弯弯绕绕、上坡下坡，况且只能放空车回城，没多少人愿意做这种赔本生意。
下午5点，何明权打开卫生室的门，进屋后把背包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习惯性地换上白大褂，等待着这两天打电话催他回村的村民们。
平亭村属红水河镇，红水河镇地处黔桂两省、四地区、四县的交界，红水河又是龙滩水电站的上游，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贵州南部的重要出海通道。然而，平亭村却并未因此受益，它可谓是“边界的边界”，距离罗暮乡都有12公里之多，与广西之间也隔着一大一小两条河，交通上完全不占优势，过去许多年里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以布依族、苗族居民占大多数的平亭村，在过去甚至有很多人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话。
在何明权尚未回乡当村医时，当地人求医问药只能步行到十多公里外的镇政府所在地，若是患了重症或是突发疾病，也只能靠人力抬着步行10多个小时到县城求医。
1982年，何明权从县城里的卫校学成归来，他并未选择在外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毅然回乡当起“赤脚医生”。
在村委会主任吴井立的幼年记忆里，对何明权的印象聚焦在一个黄色的背包上，背包总是鼓鼓囊囊的，里面装满疫苗。那时，何明权背着背包挨家挨户上门劝说给孩子打疫苗。
在那个更多人愿意相信“喊魂”的年代，疫苗的推行十分艰难。但 何明权的执着和苦口婆心最终动摇了很多人，用不了几年就让那些将信将疑的人们对他产生依赖。
白天坐诊，晚上近7点关门，然后背起医疗箱、骑着摩托车到各个村民组出诊，给不便出门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送药、打针、输液，晚上一两点结束，又独自骑着摩托车回家，几乎天天如此，忙起来中午都得边吃饭边观察病人。他几乎24小时待命，只需一个电话，他便第一时间赶到。
平亭村是个大村，目前有601户2560多人。如今，不仅村里的人小病再也不用出村，就连周边望谟县、广西天峨县等地的村民也跑来找他看病，何明权已成当地名医。
虽然前来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但面对贫困的村民，几角或几元钱的药何明权通常都不收费，这也让他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可不能让孩子跟着受苦，2004年，何明权决定接受广西一个村庄的邀请，前去开办诊所，开始两头跑的忙碌日子。
即使在广西坐诊，何明权也并未丢下平亭村的村民们，他安排好日常坐诊的时间，晚上挨家挨户完成17个自然寨的防疫工作，有意外事故发生也会第一时间赶到。
一年又一年，平亭村的村民已把何明权当作健康的“守护神”。脱贫攻坚开展以后，何明权的担子更重了。他随之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晚上规划随访行程，早上8点出门入户做基础病随访工作，中午回到卫生室开门坐诊，没有病人时便7点关门，背上医疗箱、骑着摩托车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出诊。
38年，何明权的生活仿佛没有变过，但平亭村的村民们变了。曾经在乡间肆虐的“喊魂”等封建迷信彻底消除，也不再有急症、重症病人因路途遥远而贻误治疗。获得乡村医生从业资格的何明权每月多了1000多元的工资，尽管依然微薄，他却看得很淡：“从1982年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是我的责任。这个贫困山区的百姓缺医少药，如果打一针、吃一副药就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却因为个人原因做不到，他们的家人会埋怨我，我也忍不下心，病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们需要我，我也不能伤了他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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