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在场与见证 ——浅谈宋尧平《驻村手记》的文学品格与时代价值

宋尧平老师的《驻村手记》自2025年9月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以来，已在学术界和文艺评论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36万字的作品，是作者以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高级记者的身份，于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上半年担任贵州省从江县洛香镇塘洞村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写下的真实记录。作为黔东南州首部由驻村干部公开出版记录驻村经历的著作，该书以日记体为载体，分为上编“驻村日记”和下编“乡村振兴的思考”两部分，全景式呈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本文试图从文本的文学品格、作者的写作姿态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三个维度，对这部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非虚构文本进行深入评析。

一是在场叙事：日记体散文的文学价值。长篇散文，我最喜欢的是《史记》。为何？因为它是“信史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赞》中说：“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驻村手记》就秉承这一信史原则，它忠实地记录了宋尧平驻村期间的史实，具有鲜明的纪实性和史志性。它最显著的文学特征，在于它选择了一种看似“笨拙”却最为真诚的写作方式——日记体。宋尧平从驻村第一天起便坚持每天写日记，从未间断，即便当日来不及记录，次日也必定补上。这种近乎执拗的书写姿态，使文本获得了其他文体难以企及的真实质感。评论家李茂奎敏锐地指出，《驻村手记》不是时代的宏大叙事，而是在动人的生活现场找到自己独特而坚实的“时代立脚点”，在看似“小”的叙事中体现出关乎时代命运与人类处境的“大”关怀。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这种“小叙事”的力量恰恰来自于作者对日常细节的忠实捕捉。从冒雨入村报到到深夜撰写材料，从帮村民销售百香果到组织党员为孤寡老人拾柴，从应对各级检查到推动村规民约落地——这些看似细碎的工作片段，被作者以平实的笔触记录下来，构成了乡村振兴这幅宏大图景中最具血肉的部分。书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也不回避工作中的矛盾与困境，而是在如实呈现中，展现了一名党员干部在政策执行与群众诉求之间的平衡艺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宋尧平自小生长在农村天柱石洞这个北侗侗寨，从农村走来，又带着记者的敏锐回到农村从江塘洞村这个南侗侗寨担任第一书记，这一独特的生命经验为他的写作注入了不可复制的感知深度。他既能以“局内人”的身份理解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又能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其中的问题与可能。这种双重身份的交叠，使《驻村手记》既避免了外来观察者常有的隔膜感，又超越了村民自述可能陷入的视野局限。

二是跨界书写：记者与第一书记的双重视域。如果说日记体的形式选择体现了《驻村手记》的文学自觉，那么作者的双重身份则为文本注入了独特的思想质地。宋尧平兼具高级记者与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他的笔下始终贯穿着一条从观察到赋能、从记录到介入的实践轨迹。《贵州健康报》社社长龙金毓在评论中精准捕捉到这一特质：作者不仅以日记体真实还原驻村日常，更主动发挥自身媒体特长，为村庄引流造势、协调资源帮扶残疾青年，完成了从“旁观记录”到“躬身共建”的角色蜕变。这种跨界实践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塘洞村村规民约》的制定与落地。作者以他老家石洞北侗“款约”传统文化为内核，在从江塘洞村这个南侗村寨创新推出“三个120”“三个66”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惩戒与激励机制，将现代基层治理与乡土传统智慧深度融合。

媒体的专业训练还赋予了宋尧平另一种写作能力：在纷繁复杂的基层事务中敏锐捕捉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细节。他不仅记录了塘洞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更深入观察到文化传统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命力。何首乌、百香果等特色种植带动了经济，侗族大歌、芦笙节等传统文化凝聚了认同——在他的笔下，发展不再是单向度的经济指标提升，而是人与土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这种融通经济、文化、治理的多维观察，恰恰是新闻工作者长期训练所沉淀的职业素养在非虚构写作中的自然呈现。

三是微观镜像：乡村振兴的治理智慧与人文温度。《驻村手记》之所以能够超越一般的个人工作记录而具有公共价值，关键在于它从一个村庄的微观变迁中提炼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经验。书中总结的“塘洞现象”——全民参与产业发展、共建生态宜居环境、以文化传承赋能振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为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本。塘洞村的发展不是“样板工程”，而是立足本土的渐进式创新，这种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经验，比任何外部移植的方案都更具韧性和生命力。

但比治理经验更打动人心的，是书中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身残志坚、坚持写日记的残疾姑娘石优吉，豪放不羁、在自家摆长桌宴的石斌——被作者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刻画得栩栩如生。为残疾女孩送书助学、与村民围坐共食“连心饭”、雪天里与乡贤畅谈发展的豪情……这些片段早已超越了公务记录的性质，成为作者对乡土深沉情感的自然流露。书中还呈现了大量扎实的民生实践：成功推动塘洞扁米登上央视报道，争取各方支持修建鼓楼、解决饮水管道困难，推动捐资助学基金不断壮大帮助困难学生解决入学难题。正如龙金毓社长所言，乡村振兴终究是“人”的振兴——书中塘洞人的勤劳智慧与团结互助，正是黔东南苗侗等少数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

四是文本的张力与留白。当然，任何一部作品都难免有其内在的张力与可探讨的空间。《驻村手记》作为一部纪实性的驻村记录，其写作姿态本身就蕴含着若干值得深思的议题。

首先是“记录”与“建构”之间的张力。日记体写作固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现场感与真实性，但36万字的规模意味着作者必然面临着材料的选择、编排与重组。每一次记录行为本身都是一次意义的赋予。如何在不损害真实性的前提下，使零散的日记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叙事整体，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写作命题。

其次，作者的双重身份既赋予了他独特的观察视野，也带来了一种角色间的内在紧张。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写作者，他又需要保持足够的反思距离和批判性眼光。如何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取得平衡，如何使记录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实践而不沦为单纯的自我书写，这是所有参与式观察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再者，文本主要呈现的是驻村工作“做了什么”，而对于“为什么这样做”“遇到了哪些深层障碍”“村民的真实反馈如何”等问题的深入剖析，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李家禄教授在序言中评价作者“勇敢”“睿智”“坚韧”——勇敢在于从微观视角管窥时代变迁的学术尝试，睿智在于对时代形势的客观判断，坚韧在于持之以恒的书写态度。这恰可视为对上述张力的回应：正因其“勇敢”，作品才敢于直面复杂的现实；正因其“坚韧”，才得以在种种困难中坚持完成这一宏大的书写工程。

五是一份时代的文学证词。在信息洪流奔涌的当下，基层工作的真实样态往往被简化为冰冷的数据与报表。宋尧平的《驻村手记》以36万字的体量，提供了一个对抗这种简化的文学样本。它不属于宏大的政策论述，却以微观叙事折射出时代变迁；它不追求理论创新，却在实践中沉淀出治理智慧。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陆福兴评价道：“《驻村手记》不仅是一部做乡村振兴工作值得读的好书，也是从事乡村振兴研究工作值得参考的珍贵资料。”

在AI技术重构信息生态的今天，这种扎根泥土的书写愈发珍贵。宋尧平老师用一年时间，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关于乡村振兴的在场见证与文学书写。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留下了乡村振兴一线最为真实的文学记录，更在于它以日记体的形式，证明了在中国乡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真诚的观察与朴素的书写，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重量。

王禹，侗族，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解放军报》、《空军报》、《中国空军》、《保定日报》、《黔东南日报》、《杉乡文学》等。中篇小说《魁胆村传》入围首届中国通俗文学奖暨今古传奇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