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省医的故事】张谦：急诊岁月，医路芳华

改革春风吹拂大地，风雨过后百花争香。我是张谦，1987年7月，21岁的我从遵义医学院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择优分配到贵州省人民医院工作。记得那时，我高唱着“八十年代新一辈”，在女排精神的激励下，立志要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医生。未曾料到，除了3年的大轮转，我在急诊科一干就是24年，这个当初让我忐忑的科室，竟成了我半生驻守的战场。

急诊科的故事，要从更早的岁月说起。

1950年，贵州刚解放，医院在门诊部辟出一角作急诊室。没有固定医师，设备简陋。直到1986年春天，贵州省第一家正规急诊科终于成立。李少华主任带着二十多人的团队，在二十五张观察病床间，开启了贵州急诊医学的拓荒之路。

那时流传着“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干内科”的说法，急诊科更是被认为是又苦又累的岗位。记得报到那天，我在急诊科走廊上来回走了三趟——消毒水混杂着异味，担架车轮碾过水磨石地板的声音刺耳，还有家属焦急的哭喊，让我的手心沁出细密的汗。

然而，我很快发现了这里的别样价值。

李少华主任是个清瘦的中年人，目光永远沉着。那个改变我认知的黄昏，抢救室里收治了一位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病人突然喷血，温热的血液溅了李主任满脸满身，可他手中的三腔二囊管却稳如磐石。穿过血色口罩，他的神情依然平静。当监护仪上终于出现稳定的波形，他才走到水池边，此时他的白大褂前襟已是一片暗红。

他一边清洗一边对我说：“在急诊科，慌乱是会传染的。你慌了，病人就没了。”

这句话，我在另一个深夜有了更深的体会。

那是一位高血压危象合并严重心律失常的患者，需要静脉滴注硝普钠——这种药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血压降低过快。王源泉主任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病床前，每十五分钟听一次心律，测一次血压。在没有现代监护设备的年代，他就这样守了整整六个小时。凌晨四点，患者的心律终于转稳，王主任站起来时踉跄了一下——他的腿已经完全麻木了。

“值得。”他只说了这两个字，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他满是疲惫的脸上。

还有李勇兰护士长，精力充沛得像永动机。抢救有机磷中毒患者时，她每五分钟推注一次阿托品，八个小时里，手臂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患者苏醒时，她正在给另一个病人扎针，只是回头笑了笑，针头却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血管。

这些片段，像一束束微光，照亮了我曾经动摇的信念。我忽然明白——这里不是医学的边缘，而是守护生命的最前线；这里的医生不是别无选择，而是主动选择了最难走的路。

三年大轮转期间，我走遍了医院的各个科室。但每一个深夜，我都会想起急诊科那些不眠的灯光。1989年秋天，我结束轮转，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这里。

九十年代的急诊科，开始了真正的蜕变。

1991年春天，我们建立了第一个ICU监护病房，虽然只有四张床，却是贵州急诊医学迈出的一大步。王源泉主任手把手教我写第一篇论文，从病例选择到数据分析，他改了一遍又一遍。那个周末的下午，他指着我的草稿说：“急诊医生不仅要会救人，还要会思考。每一个抢救案例，无论成败，都应该成为明天的经验。”

这句话成了我此后多年的座右铭。

1998年，我开始担任科室副主任。那些年，我们真正理解了“生命绿色通道”的含义——那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个环节的紧密衔接，是每一分钟的争分夺秒。

千禧年到来前，我作为省医医疗队长前往关岭县医院扶贫。那里缺医少药的程度超乎想象，但当地医生在简陋条件下的坚守，让我看到了急诊精神的另一种模样。一个雨夜，我们抢救一位农药中毒的农妇，没有血液灌流机，只能靠手动洗胃、反复用药。守到天亮病人脱险时，当地一位年轻医生红着眼圈说：“原来她真的能活下来。”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带去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信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放弃生命的信念。

回到省医后，急诊科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们恢复了急救呼叫中心，成立了输液中心，开始系统地开展动物实验。在实验室里观察兔子肺水肿模型时，我常常想起那些溺水患者的胸片——科研与临床，就这样在急诊科奇妙地交融。

2005年冬天，我晋升为主任医师。任职那天，我特意别上了当年大学班主任赠的那支钢笔，他说：“医生这笔，写的是人命关天。”二十八年过去，笔帽已经磨损，但笔尖依然流利。

2009年，我接任急诊科主任。医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新的呼吸机、血气分析仪、六辆多功能救护车。急诊科第一次被评为院级重点学科，这在全省都是突破性的成绩。

但最让我自豪的，不是这些设备与荣誉，而是团队的成长。

龙光文博士来报到那天，抱着一摞厚厚的文献。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急诊科，这个年轻人推了推眼镜：“这里最像医院应该有的样子——和死亡抢人。”后来，田锦勇博士从神经内科调来，周厚荣、朱加应等一批年轻医生陆续完成博士学业。夜深人静时，ICU里常常能看到他们一边守着危重病人，一边查阅文献的身影。

我们开始系统地开展新技术：机械通气、血液净化、静脉溶栓……抢救成功率达到了97%以上。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故事：

——那个意外溺水的年轻女孩，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梦见考试迟到了”；

——那个食物中毒的小伙子，出院时给科室每人发了一包喜糖，说他下个月要结婚；

——那个心肌梗塞的老人，用刚刚恢复力气的手，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谢谢”……

2014年夏天，新门急诊大楼竣工。因工作需要，我调任临床教学部长。离开那天，我特意在抢救室里站了一会儿——这里见证过太多生死瞬间，也见证了我的整个青春。

二十四年的急诊岁月，八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从一个见到紧急情况会手抖的年轻人，变成了学生眼中的“老主任”。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每一次监护仪的报警声响起，我的心还是会揪紧；每一个病人转危为安，我还是会偷偷在笔记本上画个笑脸。

急诊科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面对死亡，更是如何理解生命。那些深夜的坚守，那些失败后的反思，那些成功时的欢欣，都化作医路上不灭的灯火。

如今，每次走过急诊科的新大楼，我都会想起1987年那个夏天的自己。如果重来一次，我依然会选择这里——这个离生死最近的地方，这个让医学回归救死扶伤本质意义的地方。

生命如流水，急诊科就是那道堤坝。而我们，是筑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