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医路——回望初心谈感想 | 黄旭骄：长在患者痛点的人

我是德江县人民医院疼痛科医师黄旭骄，中共党员。从麻醉科的无影灯下到疼痛科的诊室，从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到患者舒展的眉头，二十载行医路，如一条奔流的河，载着初心出发，在岁月里沉淀下对生命的敬畏与对责任的坚守。从麻醉科到疼痛科，从住院医师到副主任医师，回望来时路，那些蓝大褂上的药渍、听诊器里的心跳、患者眼中的期盼，都成了最珍贵的注脚。

2005年初披白袍，我对“医生”的理解，是课本的解剖图和导师口中的“精准”。初入麻醉科，前辈的话如警钟长鸣：“麻醉医生是手术患者的‘生命守护神’，我们的手一抖，可能就是生死之别。”

手术室里，消毒水的气息常与紧张交织：即将剖宫产的年轻妈妈攥紧衣角，忧心麻药影响孩子；七旬老人喃喃自语，生怕“一睡不醒”……这些场景教会我蹲下身，与患者平视，用最通俗的话语解释：“麻醉就像给身体拉上一道安全的防护网，手术时您安心休息，我们时刻盯着所有指标，保证您醒来就能看见阳光和家人笑脸。”

最难忘的是一位胃癌晚期患者，手术风险极高，家属签字时手都在颤抖。我守在操作台旁整整三小时，视线从未离开监护仪：血压稍有波动便调整用药，呼吸频率变化即微调呼吸机参数。当患者平稳苏醒，虚弱地道出那声“谢谢”时，我豁然领悟：麻醉的真谛，绝不只在于“让患者入睡”，而在于用专业知识筑起一道坚实的墙，将危险隔绝于外。

在麻醉科，我目睹了太多术后疼痛带来的煎熬：有人彻夜难眠、坐卧不安；有人因恐惧疼痛而拒绝康复训练；更有人在日渐消沉中默默“忍耐”。这一切让“止痛”二字，在我心中深深扎根——手术成功只是开始，让患者有尊严地、无痛地生活，同样是医者的使命。

一年前，医院筹建疼痛科，我主动请缨。有同仁不解：“麻醉科已然驾轻就熟，何必从零开始？”但我想起那位因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哭诉“生不如死”的阿姨，想起术后镇痛泵撤掉后患者紧锁的眉头——疼痛本身是一种疾病，需要专业的医者去攻坚克难。这，正是我心中所想，更是我心之所向。

疼痛科的诊室没有无影灯的强光，更多是患者舒缓而深长的倾诉。一位被三叉神经痛折磨十余年的老奶奶，疼痛发作时连刷牙、洗脸甚至呼吸都可能成为诱因，尝试过十几种药物仍收效甚微。初诊时，她掏出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今天疼了4次”、“昨夜疼得吃了半片药仍无法入睡”。我们为她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三个月后，她带着锦旗走进诊室，笑容舒展地说：“谢谢医生。”那本磨破边角的小本子，已成为我桌上最珍贵的“病历”。

转型之初，最大的挑战在于让患者理解“疼痛需要主动治疗”。许多人认为“疼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却不知慢性疼痛会摧毁睡眠、吞噬情绪，甚至引发身心健康的连锁崩塌。为此，我们开设疼痛科普讲座，在病房张贴止痛知识海报，带领年轻医生上门随访——就像当年在麻醉科耐心解释风险一样，如今我们一遍遍告诉患者：“疼痛不是你的错，也无需硬扛，我们有办法帮你。”

现在的我，更像一位“疼痛翻译官”。患者描述“腰像断了一样”，我需要判断是椎间盘突出还是肌筋膜粘连；诉说“腿像被火烧”，要区分是神经损伤还是交感神经紊乱。从注射治疗到神经调控，从药物方案到心理疏导，每一种疼痛背后都藏着独特的病因，每一次缓解都需精准施策。这种“抽丝剥茧”的过程，比麻醉时的“瞬间精准”更具考验，却也更有回甘——当患者欣喜地说“好久没睡这么香了”，那份成就感，与当年唤醒手术患者时的心灵触动如出一辙。

如今在疼痛科，常与年轻医生谈及“初心”。有人志在成为“名医”，有人渴望攻克疑难杂症。而我总想起刚工作时，一位老教授的箴言：“医生的初心，不在奖杯里，而在患者的笑容里；不在论文里，而在患者的口碑里。”

二十年前，我的初心是“让患者更加安全”；如今，我的初心是“让患者解除疼痛”。变的是深耕的领域，不变的是对“解除疼痛”的执着。麻醉科磨砺了我的“严谨”，疼痛科则滋养了我的“共情”——原来医者的成长，就是在一次次与患者的并肩同行中，将“专业”磨砺得更精纯，让“仁心”变得更柔软。

这条从医路，前方仍有挑战：疼痛医学日新月异，患者需求不断变化。但我深知，只要牢牢守住“让患者解除疼痛”的初心，脚步就永远不会偏航。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疼痛”这一症状，更是一个个鲜活而渴望美好生活的生命。能为他们驱散病痛的阴霾，让他们重新感受阳光的温度，这便是医者最大的幸福，亦是我行医二十载、仍愿坚定前行的理由。